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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陈鹤琴书影》连载20
[ 作者:大圣 人气:527 日期:2016/9/17 ]

 

《陈鹤琴书影》连载20

 

写在前面的话:

 

一、在近代中国教育,有“四父”之说,即:陶行知,为“中国平民教育之父”;晏阳初,为“中国乡村教育之父”;黄炎培,为“中国职业教育之父”;陈鹤琴,为“中国幼儿教育之父”。其中,陶先生做的是“最众”的教育,晏先生是“最底”的教育,黄先生,是“最专”的教育,而陈先生,则为“最初”的教育。

 

二、《陈鹤琴书影》,为《叶圣陶书影》一书之后,国内的第二本教育家“藏书书影”。作者为小荷作文创始人、儿童文学作家冯斌老师。本书约二十万字,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。

 

三、《陈鹤琴书影》,通过图片讲收藏,通过收藏讲故事,通过故事讲教育。一本书,即是一座教育博物馆;一个人,即是一部中华近代史。

 

四、人生由物品组成,文化由文字传播。在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那些岁月里,一本图书,就是一行深深的足迹:字即心,纸即体,书即命。

 

五、“追寻大师,追梦母语”,此为小荷人的理想和目标。大师即方向,即旗帜,即力量之源。

 

六、本网站今始连载冯斌老师的专著《陈鹤琴书影》,拟每周一期,一个月发表三到四期。每期介绍一种图书,发表一篇文章,以供诸位读者了解、认识和研究陈老的一生,以励吾志!

 

七、欢迎阅读,感谢大家!

 

 

 

小荷1028研究院(白乌鸦) 本网编辑部 敬启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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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陈鹤琴书影》第二十期

 

 

新儿童教育

 

  1950年

  59岁

 

◆《活教育》杂志自6卷7期起,更名为《新儿童教育》,发表《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》一文。

 

 

【编者收藏小记】

 

笔者写作至此,有一种复杂的心情,自心而生。这种心情是既喜又苦,是欣慰与辛酸的一种交织糅合。

这一篇的《编者收藏小记》,应该记录所藏《新儿童教育》杂志的故事,及笔者的感想与感慨。但笔者觉得,这一篇《编者收藏小记》却落笔最难,指尖似有沉坠之感。

算了,还是先说藏品吧。

这是让笔者稍稍感觉幸运和欣慰的事。因为从最初的改版本,即第六卷的第七期,陈先生主编的《活教育》第一次改名为《新儿童教育》起,笔者共藏其以下品种,总13种,即:

1:第六卷——第七期;2:第六卷——第八期;

3:第六卷——第九期;4:第六卷——第十期;

5:第六卷——第十一期;6:第六卷——第十二期;

7:第七卷——第五期;8:第七卷——第六期;

9:第八卷——第一期;10:第八卷——第二期;

11:第八卷——第三期;12:第八卷——第四期;

13:第八卷——第五期。

在前面的一篇《编者收藏小记》中,笔者曾说过,《活教育》的创刊号,可能已在国内几无幸存,即使是第一卷、第二卷和第三卷,笔者也从未见过有谁收藏或提及。笔者真的不知道,在今天,在某个大学的图书馆中,是否还会存留有前三卷的身影?最初的《活教育》杂志,你“活”得还好吗?

但改名后的《新儿童教育》杂志,笔者却幸运地收藏到了它出版数量的“大头”。更珍贵的,是藏有其第一次改名后的“创刊号”,即第六卷第七期;还有,便是她的“终刊号”:第八卷,第五期。

第八卷第五期,是《新儿童教育》的“终刊号”,当然也是《活教育》的“终刊号”。在这一期,在1952515日的这一天,《新儿童教育》,没了;“活教育”,也没了。

在此“终刊号”的封底,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则“本刊启事”:

 

本刊因发行问题未获解决,决定暂时停刊,事非得已,诸希读者鉴谅

落款为:新儿童教育社1952515

 

——于是,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轰隆的巨响,一座十年大厦就此倾覆、倒下,化为一片静默。

在这一册封底的左下角,依然印着这样的字样:

 

主编:陈鹤琴

编辑兼出版者:新儿童教育社南京大学师范学院转

总负责人:陈鹤琴

总经售:新儿童教育社上海福州路四二四号

1952515出版

 

——这,就是所谓的绝唱。

在这一期的“终刊号”上,我们仍然看到了五篇译稿,介绍着来自前苏联和国外的幼儿教育的案例与经验。它们分别是:

1.《什么是感化儿童的正常办法》

2.《孩子光荣感的培养》

3.《自觉训练教育中,少先队组织的作用》

4.《幼儿园的疗养组》

5.《我跟儿童进行谈话的经验》

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,记下这五篇文章其译者的姓名吧,他们分别是:朱耕田、傅志烈、俞艺香、傅志烈、朱耕田等。

在此前的所有杂志中,不管是《活教育》,还是《新儿童教育》,几乎每期都有陈先生的文章刊出。而在此期之中,陈先生沉默不语,“不发一言”。

笔者知道:我们尊敬的陈先生,此时已经回天乏力,欲哭无泪。

最后,还是让我们回到本刊的第六卷第七期,即由《活教育》改名为《新儿童教育》后的第一期“创刊号”吧。

这一期杂志中,打头的,就是陈先生所亲写的一篇长文:《我们的今后工作方向》。此文分“过去回忆、自我检讨、今后工作方向”等三大内容。

其中,最让人感动的,也是让读者泪奔的,是在“过去回忆”的章节中,陈先生对《活教育》杂志十余年艰难办刊的历史回顾。

笔者摘录其中的一部分,作为本篇《编者收藏小记》的结束。有些地方,为了便于阅读的方便,特地作了断句;并对文中一处年份上的明显错误,做了订正:

 

“我们这一部分中华儿童教育社社友,在一九四零年于江西泰和文江,创办幼稚师范,后来添办幼稚师范专科学校,并兼办国民教育实验区。由于业务的关系,这个刊物,从一九四一年一月创刊起,一直伴随着这三个机构流迁。在文江,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止,我们出版至三卷三期止。后来学校机关迁移到赣县,我们又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月,续刊三卷四、五期,是年的十二月,再出三卷的六七期。

随后学校迁到广昌,我们又在一九四五年的五月,出版三卷八期。

胜利后复员到上海,我们又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复刊,至十一月止出版第四卷。一九四八年一月出刊第五卷第一期,四月出刊第二期,七月出刊三四期。至一九四九年(原误为“一九四八年”)二月,又续出五卷五六期。

解放后,一九四九年九月至十二月,续出五卷七期及八期。本年(一九五零年)我们继续出版,现已出至六卷七期。”

 

13种藏品,件件品相完好,皆在九品以上。笔者相信,将她们留存五十年或更长时间,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

但愿天佑珍物!

 

 

 
◇《新儿童教育》定价
 
◇《新儿童教育》内页
 
◇《新儿童教育》书影
 
◇《评“活教育”的教学原则》
 
 

 

 

 

 

“活教育”的批判

 

  1951年

  60岁

 

  春,在电影《武训传》和陶行知教育思想受到批判的同时,《人民教育》杂志开展了对“活教育”的批判,批判延续到1953年初。

 

 

【编者收藏小记】

 

笔者收藏了《人民教育》杂志,自创刊始,至“文革”而停刊之间的几乎所有。

此刊由《人民教育社》编辑,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设有“编辑委员会”,在其长长的名单中,全是当时国内教育界的名流和大家,更有导向、主持和代表着当时中国教育“风向标”的“非一般”人物,其身份有教育部的副部长,有人大常委会的教委领导等。

当然,也有在民国期间,就名声赫赫的几位“重量级选手”,比如:吴研因先生、徐特立先生、孙起孟先生、叶圣陶先生等。

该刊设有“编辑委员会”。其主任委员是成仿吾先生;副主任委员则是叶圣陶先生、柳湜先生。

在当时,这是一本国内最高权威的教育类刊物,有点像今天央视的“新闻联播”,代表着“新中国”教育导向的主流声音。

然而,就在第二卷的第六期上(195141日出版),刊出了质疑“活教育”理论和实践的一篇长文:

《评“活教育”的基本原则》

不过,很奇怪,就在此文刊出之后,《人民教育》便不再续发新稿,一片安静,好像有点弹药供应不上的状况。但内里的真实情况,到底是因为了什么原因而不再连续发稿,进行评论,谁也不知。

大概在“安静”了近一年之后,在次年的第三卷第四期,《人民教育》终于再次“出手”,刊出第二篇“重量级”的长文:

《希望倡导“活教育”的先生们进行自我批评》

同时,在其后,用小号字体,附有来自“活教育社”的一篇文章:

《敬请读者们对“活教育”展开批评》

以上的两篇文章,一篇是希望“有关人士”自我批评,另一篇是“有关人士”请大家来对自己进行批评。这样,所有的“批评”就顺理成章了,“批评”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。

据《陈鹤琴传》(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84月第一版,柯小卫著)中记载,1951913日,陈先生在《人民教育》杂志第三卷第六期上,发表了《我对“活教育”的初步检讨》。此文后被《人民日报》转载。转载的日期是1951108日。《人民日报》还特地加上了“编者按”。

在这样的“关照”之下,“活教育”,已经“命中注定”,难以“存活”了。

与此同时,在上海滩出版的另一家教育类杂志,名《新教育》的,与《人民教育》南北呼应,在其第四卷第三期(19511115日出版)上,一口气刊出四篇文章,如排炮一般,向“活教育”展开了密集性的“批评”,其文字和内容都极具“威力”。文章的题目分别如下:

1.《“活教育”批判》

2.《“活教育”做了什么》

3.《我对“上海工部局小学”的初步认识》

4.《“活教育”与我》

——请注意,此时的“批评”,已经变成了“批判”。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。这把自《人民教育》而点燃的“批评”之火,正越烧越旺,直至变成熊熊大火,几乎将六十年前,中国教育界的天空映照得一片血红。

此《新教育》的出版者,依然是“人民教育出版社”,不过加了五个字:“上海办事处”。哦,明白了,所谓的《新教育》,其实就是《人民教育》的“上海版”,所谓“两块牌子,一个班子”。

在“上海版”《人民教育》本期的封底,刊有每期必有的《编后记》一篇。其中,有一段文字说到了“活教育”:

 

“批判‘活教育’的工作,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。我们一方面希望活教育社的同志们以及和‘活教育’有过关系的同志们,继续进行深入的自我批评,另一方面,也希望所有教育工作同志都积极参加这一思想斗争工作。”

 

《编后记》还怕提醒得不够,又补一句:

 

“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。”

 

此后,“必要”不断,“斗争”持续;而在国内的几家大型教育类刊物上也“佳作纷呈”,火光冲天——前前后后,此“批评”竟达三年之久:“活教育”,成了“活”不下去的“教育”。

直至19532月,方才由《人民教育》编辑部,对于这一“讨论”,用一篇长文做了了断,言“如再无重大分歧意见,本篇即作这一讨论的结束语”。

19554月,全国瞩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将三年间全国各刊物所发表的,与“活教育”有关的“讨论”文章,集集成册,编印出《“活教育”的批判》一书,推向全国。

此书分为五大板块,共收三十余篇文章。其中,有“‘活教育’调查组”的专门板块,供文三篇。看来,当时的“动作”的确非同一般,还成立有专门的“调查组”来进行工作的。不知道此与今日警局的“专案组”有何区别。听上去,蛮吓人。

《“活教育”的批判》一书,共有260个页码,不算薄了。其首版印量,即为20000册,定价“七角一分”。

笔者从所藏八本同名图书的版权页上,没有看到有“再版”的痕迹或资讯。看来,这本出版界的“奇葩”,在当时,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市场和销路。

而笔者现在所做的一件“收藏游戏”是,对于《“活教育”的批判》一书,见一本,收一本。笔者的远大目标为:

“搜此书于天下,阅昔年之奇葩!”

假如陈先生地下有知,不知其“意下如何”?

——他老人家会同意笔者这样做吗?

 

附:就在19554月,人教社出版《“活教育”的批判》之后不到一年,上海的“新知识出版社”,又出版了另一朵“奇葩”:

 

《批判杜威反动教育学的哲学基础——我向资产阶级大骗子杜威回击三枪》

作者:陈鹤琴

 

此书有“序言”,有“附录”。仅48个页码,真正是薄如蝉翼,脆弱无比。

在亲写的“序言”之中,陈先生开篇第一句,就“惊天动地”:

 

“杜威反动教育思想毒害了我四十年。”

 

此书笔者亦收有多本,共四册。并发现有“再版本”。初版本的出版日期为:19563月,印数8000。定价“0.17元”;而“再版本”的出版日期为:19569月,印数为:8000—12000本,也就是说,第二次印刷减少了一半,只印了4000册。

“再版本”的定价为“0.16元”,比初版本还便宜了“一分”。

与初版本相比,“再版本”的设计和内容基本相同,唯一的异处,即是将原扉页后的版权页,转移到了封底,并且省却了扉页。

——大概,这就是便宜“一分”的原因吧。

“新知识出版社”的同仁们,省了纸,少花了钱,马上想到的就是人民群众,就是要对得起读者朋友,不赚昧心钱。

在出版这本特殊的图书时,“新知识出版社”真正做到了不“亏心”,是出版界的好榜样。

当然,他们也没有“亏本”。

 

 

 
◇《人民教育》书脊
 
◇《“活教育”批判》 封面
 
◇《“活教育”批判》
 
◇《“活教育”做了些什么?》
 
 

 

 

(未完待续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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