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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马推荐:他们纯真的童年时代
[ 作者:大圣 人气:568 日期:2016/6/12 ]

 

河马推荐:

 

一、我们常说:“孩子是无辜的。”下面的文章和案例,会从特别的角度,告诉我们,孩子是怎样的“无辜”。

 

二、所有的教育研究,其实都是儿童的研究、孩子的研究和童心的研究。小荷人一直说,我们很少研究“儿童作文”,我们只研究“儿童的作文”。这样的话语之中,其实是大有深味的。

 

三、研究儿童的材料,一般来自于“正面”,而研究者们也常常周游于现实和当下。其实,历史的材料、反面的材料,有时倒反而是最鲜活的材料和最丰富的材料。

 

四、祝愿所有的教育人、教育者,敬业、畏业——“小心,不要弄脏了我的童真!”

 

五、特此推荐!

 

 

河马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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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纯真的童年时代

 

 

从孩子的眼睛里可以看到纯真,但在我们那个时代,纯真意味着能够被欺骗。

 

——汉娜·阿伦特

 

 

前言

 

“我还记得,当我执勤结束的时候,每次都要为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元首三呼‘万岁’。情况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:爹亲娘亲都不如元首最亲。”

很多年后,卡尔·海因茨-杨森,仍然会重温那个“美好时代”,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身穿着褐色的制服,像一名真正的军人一样手持不能发射子弹的长枪,守在岗位上岿然不动,他们的心中有着崇高的愿望:为了元首奉献自己的一切,包括宝贵的生命,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带给人荣誉感了。在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里,每个人都在元首慈爱而坚定的目光注视下,感到充实而满足。

而在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,同样有一群孩子为伟大领袖高唱颂歌。每天,在他慈父般大名的歌颂声中醒来,对生活在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儿童来说,乃是一种荣耀。举首四望,到处都可以看到伟大领袖如何爱护儿童的慈父形象,“他的画像每天都会出现在苏联报刊上……时而是在少先队员的簇拥下,时而是怀里抱着他那位10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乡下的图像”,这些形象深深地映入了孩子们的心中,在那个时代,有谁会不知道下面这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呢?在一次休假后,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驱车经过高加索里维埃拉疗养院,遇到一批儿童,他停下来,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温存的谈话,把他们带到一个小货摊,请他们吃糖果。

如果把《耳语者》和《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》放在一起阅读,有时会产生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:在元首和领袖慈爱护佑下的儿童茁长成长,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和伟大理念的接班人,而孩子们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从小为之奋斗,这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契约,看起来天衣无缝,民众从小就被培养与领袖和元首为国家擘画的目标步调一致地前进,那么,按理来说,他们所宣扬的美好未来也将会随着这些孩子的长大而到来。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,但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,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幻象,那些宣传口号中的内容从来没有实现过,但在那个时代,这个幻象却清晰而顽固地渗入到儿童的脑髓里,问题也许恰恰在这里,孩子们是如何被一步步陷入这种幻象之中的?

 

 

一、诱导:第一堂课

 

对很多苏联孩子来说,第一堂课学习俄文字母,并不是从“a”开始学起,而是从“S”开始学起,因为它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名字的头一个字母。

第一堂课对孩子来说尤为重要,它意味着在孩子头脑中留下第一印象,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,苏联的儿童教育者对此心知肚明。要把伟大领袖的形象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,就必须抓住这一机会。就像一首苏联颂歌中所高唱的那样:“当我的孩子开始呀呀学语的那一刻,他喊出的必定是那个响亮的名字:斯大林同志!”

第一步诱导往往就以这种第一印象的方式来完成。它的目的在于先入为主地将一些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,譬如政党和领袖的名字根植在孩子的头脑之中,让其无法忘却。这就构成的洗脑的第一步原材料。但此时,孩子们只是知道领袖和政党的存在,并且感受到它的无所不在,却难以对其产生具体的印象,所以第二步,是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,通过种种手段强化儿童对这种印象的认识。

最初的诱导往往是毫无恶意的,甚至是令人身心愉快的,孩子们会聆听到一系列关于领袖的个人美德、对孩子的爱护以及国家如何为孩子们创造美好条件的例证。在一本名为《苏联少先队夏令营》的书里,作者告诉教师和指导员们“一个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用列宁、斯大林卓越的一生和事业的范例来教育少先队员和小学生们”。

为了达到目的,这种教育手段也应当根据儿童的心理循序渐进的。小学三年级(九到十岁)的孩子认识列宁、斯大林的生平和事业,主要根据课本上的内容;四年级则要学习苏联的历史教程,“使他们能够结合历史的事件更充分地来认识伟大领袖的生平和事业”。到七年级才开始学习苏联宪法。这一切都是根据“儿童们所累积起来的知识水平安排自己的工作”。

诱导的过程可以通过很多手段,但倘使这种意识形态仅仅是通过讲述被灌输进儿童的头脑,显然是不明智的,很容易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。因此,最佳的方式是诱使儿童相信这一意识是由他自己发现的。因此,座谈会和讨论会就成为诱导的必要步骤。一场成功的座谈会的形式看起来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,充满了愉悦的气氛,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,但实际上,这些观点早已被限定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。因为这些座谈会的题目都是被精心设计的,比如“列宁是怎样学习的?”、“斯大林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童年的?”“斯大林是如何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?”

主题既然已经被限定,那么参加讨论的孩子们所能做的,也就只是证明它是如何的“正确”。老师会鼓励孩子寻找“正确”的例证,而对那些异见不同的观点却会加以打压和批评。在赞扬和批评之间,学生肯定会选择赞扬,他们会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如何揣摩上级的意旨,并且做出符合这一意旨的回答,最初的服从,也就由之形成了。

尽管服从乃是培养孩子的目标之一,但仅仅是“为服从而服从”仍然是远远不够的。因为孩子们必须要知道服从的对象是绝对光荣、伟大、正确的,才可以断绝自己内心中怀疑的一面,由服从上升为自愿的献身。

“利用伟大的领袖的生平和事业的范例告诉少先队员,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出那一些必要的品质,怎样才能无愧于少年列宁信徒的称号”。恰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,“必要的品质”,也就是美德,同样也存在于教育手册中,无论是纳粹党少年团的手册,亦或是苏联少先队的规章,如果单是翻看内容,很难不让人相信这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所必要具备的品质,正直、忠诚、勇敢、无私。

这些形容美德的词语在教育中几乎俯拾皆是。但实际上,这些词语尽管还保留着字面,但内容却被巧妙地改造了。正直意味着为了更高的真理可以出卖自己的亲友,或者叫做大义灭亲,这是党所宣扬的社会责任感;忠诚意味着对领袖毫无保留的热爱和对上级的无条件的服从;而勇敢则是那个时代口号一样:“时刻准备着!”随时为党所提出的号召献身。

美德被扭曲成意识形态的装饰品,仅仅保留着它的词语,即使是善恶也从一开始就被划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。社会群里被简单地划分为斗争中的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。

在纳粹德国,好坏是按种族划分的,在纳粹德国一本普遍发行的儿童读物《毒蘑菇》中如此写道“有好蘑菇,有毒蘑菇。有好人,也有坏人。犹太人就是坏人。”在苏联,好坏则是根据阶级来划分的,宣传品告诉孩子们,“暗藏的敌人”时刻存在,资产阶级、富农、沙皇的支持者、西方敌对势力……这份长长的名单使孩子们相信,完成美德之一的方式就是揪出、驱逐甚至杀死这些“坏人”。

希特勒在1937年的演讲中对这些站在他面前举臂敬礼的孩子们说:“就像你们今天站在我面前一样,几百年后,年轻一代也将站在未来的元首面前,表达他们对德国——我们通过斗争而获得的德国的信仰。”

在纳粹德国,少年团的孩子会在篝火晚会上焚烧犹太人的模拟像,或者干脆加入到冲锋队打砸抢犹太商铺的行列之中,为“纯洁种族”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。而在苏联,玩内战和征收粮食的游戏是一种时尚,孩子们在游戏中会为争当布尔什维克:“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,没有人愿意当白军和孟什维克。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争吵——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,谁赢了,谁就是布尔什维克。”

但这些美德中,最重要的是“无私”,这一词语出现得如此之广,以至于被升华为最高的美德,像是勇敢、忠诚、正直都可以被统一在这一美德之下。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,也就是消灭自我,将个人全身心地融入到集体之中。诚如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·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所写道的那样:“年轻人应学会以‘我们来作思考,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’。”或者像是纳粹少年团的口号:“毫不为己,一切为了德国。”

这一意识形态之下,拥有自我,或者说是私心乃是最大的罪恶之一,一切恶都是从中生发出来。一个无法融入集体的人是可耻的。只有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。集体制造了一种平等的幻象,让孩子们相信,只要加入集体,一切差别都被消灭了:“他们穿着同样褐色衬衫。他们是从哪里来的——不会有人去问。他们看上去完全一样,就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有产者的儿童,无产者的儿童,从前资产阶级、企业家的儿童,农民的儿童,等等,但外表上看起来大家都是一致的。”

集体的仪式、合唱、游行,等等集体活动将个人完全融入到集体的海洋之中,个体在这个庞大的海洋里是渺小的,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加入到歌颂领袖的伟大合唱之中,为这个政权贡献自己的美德、信仰,甚至是生命,从作为一个个体的孩子,到一个集体中的人,诱导的过程就这样循序渐进地达到了它的目的。它看起来每个步骤都显得光荣正确,完全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进行的,但潜伏其下的,也有其晦暗的一面,那就是孩子们需要学习的第二堂课:恐惧。

 

 

二、恐惧:第二堂课

 

“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。‘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’——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,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。妈妈常说,两人之中必有一个举报人。我们害怕邻居,特别是警察……即使在今天,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。”

恐惧与诱导之间的区别是,后者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应该做的,而前者则是告诉还是什么是不应该做的。比起诱导,恐惧实际上能在孩子的头脑中产生更大的影响,让他们去自觉规避某些事物,从小在头脑中筑起一道禁忌的堤坝。

在纳粹德国,低劣种族即是禁忌之一,对元首的不敬同样是一项大忌,任何怀疑帝国意识形态的行为都是禁忌;在苏联,“坏”阶级,任何损害伟大领袖名誉的行为,对党的非议等等,每个孩子都知道触碰这些行为的下场将会如何。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。

其中一个惩罚就是被孤立,逐出集体。在一个政权掌控了所有社会资源的国家里,只有加入集体,才会拥有生活的可能。因此,逐出集体就成为了对孩子来说最严重的惩罚,他会受到同学的轻视、朋友的孤立,谁也不再理睬他,谁也不会再帮助他,轻视和冷漠使他被开除出整个社会之外,无从立足。

一个叫格尔特-埃克哈特·洛伦茨的人回忆自己在波茨坦国家政治教养院的上学生涯说:“落后者的名字会在饭前点名时被公开点名,不服从的人要遭到公开谴责,谁要不是‘战友’,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,就要遭到排斥。”班上的同学会故意不和这样的人说话,完全不理睬他,以作为惩罚。

在苏联,除了遭到谴责和隔离之外,这些沾染了禁忌的孩子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下场:“被消失”。这种消失有时是不明显的,只是在第二天上课时,教室里又多了一张空课桌,而老师不会告诉同学们他们昔日的同桌为什么没有来上学,学生们当然也心知肚明的不会去问这个明知故问的问题,以免他们会成为下一个。

有时,这种“消失”为了起到震慑作用,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,尤金·叶尔钦在《打断斯大林的鼻子》里讲述了这种被迫视而不见的恐惧。国安局的秘密警察就在教室门口徘徊,学生们甚至可以听到皮靴踱步的声音,然后一个学生被叫出来,这是老师最后一次呼唤他的名字。接着,老师熟练地命令学生们用一支笔,把班级合影上那个同学的脸涂黑。

禁忌是如此地让人恐惧,所以一旦自己沾染上这些禁忌,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通过更严格的考验来洗脱自己的罪行。苏联的少年英雄巴甫列克·莫洛佐夫是个典型的例子,根据官方的文宣材料,他的父亲属于一个“坏阶级”富农,而他向警察检举了他父亲,也因此被“富农反革命”一家杀害。苏联的文宣机器很快将莫洛佐夫塑造成大义灭亲、正直忠诚的道德模范。高尔基呼吁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“血亲可能是你的敌人,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”。

在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心里,莫洛佐夫都是完美的少年英雄。他不仅仅提供了苏联式美德的典范,更给予那些生活在禁忌惶恐中的孩子们自我救赎的可能。一场学习莫洛佐夫的运动很快开展起来。

一位叫亚历克山德的少年揭发了他父亲,并且请求逮捕他的父亲。而另一个来自克列缅丘格附近的16岁犹太男孩,则在自己父亲的坚持下,给当地的报纸写信,公开声明脱离自己的家庭:

“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,我觉得,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,能教我生活中的大事;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,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。”

恐惧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诱导。为了符合美德的标准、融入集体而牺牲家人的行为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,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在撕裂这些孩子的家庭同时,也赢得了他们更为坚定的忠诚。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毁灭个人情感的方式,在这个政权下达到了“新生”,他们因此洗脱了罪名,并且获得了政权的宽恕,被重新接纳到集体之中。而他回到集体后所享有的“正常人”的待遇,则进一步让他深信自己检举揭发父亲亲友的行为是正确的,他也因此经受了比一般孩子更严酷的考验。

为了保住自己牺牲巨大所得来的“荣誉”,这些人往往会更加成为这一制度的捍卫者。一位叫奇拉·柯尼燕科娃的女士,在斯大林死后三十年里仍然自称“斯大林的爱人”,但她的两个叔叔都因为“怠工”的罪名被抓进劳改营,但这却使她更深地挚爱斯大林,这位“赏罚分明的公正的伟大领袖”,这看似无解,但却合情合理,她为了融入这一体制付出的牺牲太大,以至于否定它,她所作出的全部牺牲就毫无意义,也就彻底否定了她自己。因此,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里——时刻准备着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伟大时代。

 

 

三、未曾消失的童年:毕业

 

“我们必须教育出一种新人,从而使我们的人民不会因时代的衰退而灭亡。”

“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。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,可塑性很大。”

元首的意旨和伟大领袖的口号交相辉映,他们都渴求将孩子塑造成符合他们意志的完美“新人”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们的目的达到了。通过诱导与恐惧的双重手段,一个懵懂的孩童是完全可以被培养成合格的“新人”的,无论是出于对荣誉感的热望,还是出于对禁忌的恐惧,他们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,并且让自己相信意识形态下的宣传是合情合理的,毕竟,融入集体,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制度,是他们唯一可以有的选择。

但当他们长大,进入成人社会后,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全然不同,这个国家并不是处处美好,等级森严,官僚严重,缺乏活力并且死气沉沉,还有萦绕四周的恐惧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,他们自己也可能成为被告密的对象,也会因为一语有失而进集中营。

但问题在于,尽管他们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现了虚伪的一面,但他们的大脑早已在童年时代被灌注了意识形态,他们习惯于那种话语,习惯于那种表述方式,更习惯了那种思维——这些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头脑中,因此他们只能按照这种模式来为人处世,这也是他们与社会互动唯一方式。当他们遇到难以解释的困境时,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回归到领袖和元首那里,回归到他们所习惯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求公正。

对于他们来说,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童年——他们都是“好孩子”,都深深地理解如何“听话”。但成长的意义正在于如何自我思考,而如何做到这一点,那就是另外一堂课了。

 

 

 

(毕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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