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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纸堆日志之九
[ 作者:520和250 人气:1377 日期:2014/5/20 ]


 

故纸堆日志之九

 

二马

 

 

一、苏州最早的“小学毕业证书”和“学生成绩报告单”

 

笔者收藏苏州中小学及大学毕业证书,仅十余年;虽数量上千,但大多品质一般,藏品年代几都在1949年之后。其中,文革时期的居多,占五分之三;而民国、清代的则为数甚少。今天,向读者诸君介绍的这一套“清三件”,实为笔者之珍物与最爱。

所谓的“清三件”,名称为笔者所取,指所有毕业证书藏品中的三件清代物品。其中,两种为“修业证书”,即毕业证书;一种为“学期成绩通告表”,即现在的《学生成绩报告单》。此三件清代藏品的原主人,皆是一个叫做“钟盘生”的同学——从姓名上看,当是“男生”无疑。

先看第一件。此毕业证书的发放时间,为“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”,即1908年,这应该算得是一件“百岁”级的藏品了。就苏州的同类证书而言,笔者亦尚未见过早于此年代的物件。

“光绪三十四年”,恰是光绪时代了结的那个年头。此年,光绪皇帝“坏掉”了,慈禧老太太也“撒手人寰”,彻底地“离任退休”了。而我们十二岁的“钟同学”,新苗初长,还刚刚在“第一年级第二学期”的“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”毕业。

关于“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”,笔者有一个故事要讲,这就是今天的姑苏区,即原沧浪区的东大街小学,其创办人“纠错扳正”的故事。

大概是2002年左右,苏州市原民国时期的“五所高等小学”联手起来,成立了一个“原吴县五所高等小学联谊会”的民间组织,准备一起搞一个百年庆典,邀请笔者做副秘书长,担任校庆图书、礼品的编辑筹备等工作。

这所谓的“五所高等小学”,即民国初期,苏州城里最早的官办“高等小学校”。那时,苏州叫“苏州府”,其下设有三个县,一个叫作“长洲县”,一个叫作“元和县”,还有一个,便是“吴县”。它们的规格有点像今天的“区”。这些官办的小学校,初名叫“官立小学堂”;又因为招收的,是初等小学堂毕业之后的小学生,便加上“高等”二字。比如,长洲县官办的小学校,就叫“长洲官立高等小学堂”;元和县官办的小学校,就叫“元和官立高等小学堂”,而吴县呢,则叫“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”。这些小学堂,像今天苏州每个区的“区实小”一样,有点样板校的味道,起着窗口的作用。地由国家出,钱由政府拨,校长和教职员工也大多由政府选聘和任用。

至于这几所学堂聚在一块儿,一起被叫作“某某高等小学校”,那是1912年,他们各自创办六年以后的事。这一年,辛亥革命胜利,皇上没有了。于是,区域建制也发生了变化,原长洲县、元和县和吴县合并起来,再加上东山和西山(那时叫太湖厅和靖和厅),统称为“吴县”。这时候的吴县,则可以称作是“大吴县”了!

“大吴县”的所有官办小学堂和公立小学堂,得重新叫个新名字,恰好南京临时政府下了令,让全国的学堂一律改称为“学校”,所以,四所学堂就有了“吴县县立”统一的牌头,再加上原属元和县的一所甫里小学(甪直),共有五所高等小学校,详情如下:

 

序号

原属县名及学堂名称

1912年后重新命名

学校今称

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

吴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,简称“一高”

东大街小学

长洲官立高等小学堂

吴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,简称“二高”

善耕实验小学

元和官立高等小学堂

吴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,简称“三高”

大儒中心小学

长元吴公立第一高等小学堂

吴县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校,简称“四高”

草桥小学

元和甫里小学

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,简称“五高”

叶圣陶实验小学

 

 

钟同学当时就读和毕业的,是“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”,也就是后来改称为“吴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”的“一高”。

记得当时,“原吴县五所高等小学联谊会”的百年庆典日渐临近,为了撰稿和编辑,笔者频频往来于这五所小学之间,与当时的几位校长几乎周周电话、月月碰头。当时,笔者来到了“一高”,也就是现在的东大街小学,看到其校史的介绍,发现了一处重大“谬误”,即该校将“创办人”错成了他人,而不是现在诸君在这张毕业证书上看到的“蒋炳章”。

至于错成谁人,笔者已经忘记。反正,原东大街小学的张校长看到了笔者提供的这张毕业证书之后,当即对校史进行了改正,将“蒋堂长”请回了他应有的“创办人”的尊位。

不知不觉间,“原吴县五所高等小学联谊会”的百年庆典,已过去了十余年。时光在流逝,时代在发展。但当时与几位百年老校的校长们一起日聚夜谈,为庆典而忙碌的场景,至今难忘,犹如昨日;亦为五位校长当年振兴教育、传承文化的精神,所深深感佩。

这几位校长的姓名是:

 

东大街小学(“一高”)校长黄汉清先生、善耕实验小学(“二高”)谢芳女士、大儒中心小学(“三高”)陈敏女士、草桥小学(“四高”)徐玉英女士、叶圣陶实验小学(“五高”)张洪鸣先生。

 

说完了“清三件”的第一件,再说说第二件、第三件。

这两件旧物的主人姓名,也是“钟盘生”。不过时光已经到了“宣统”,而钟同学也慢慢长大,至“宣统三年六月十六日”,他已经成为一位十五岁的翩翩美少年。

将两张毕业证书进行对比欣赏,我们还看到钟同学的“分数等级”,由光绪年间的“中等”,提升到了宣统年间的“优等”。通过“好好学习”,钟同学“天天向上”——经过“光绪”的努力,取得了“宣统”的进步!了不起!

从“清三件”的两件毕业证书上,我们可以看到,百年前一张毕业证书的“庄重”程度和“隆重”气氛——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主事者的确是有点“夸张”了。这便是,将一张小小的毕业证书,几乎当作了“光荣榜”和户口簿来对待,竟然把钟同学曾祖父、祖父和父亲的大名一并挂上了!也就是说,一张毕业证书“四代同堂”,完完全全起到了“光宗耀祖”的效果!真是“一张证书不简单,尊师重教代代传”!

而最左侧,钟同学的学号变化,也透露出三年间,有两位同学离开的信息。可能是退学,也可能是被“请出”。反正,钟同学的这个班不是“普通班”,这从那张“学期成绩通告表”上,就可以看出:

钟同学当年的学习课程,竟然有十三种;而其中竟然已经有了“英语课”!

于是,有一定的淘汰率,也就很正常了。人才,其实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。所谓“宽进而严出”,不管什么朝代,这都是一种科学的选拔措施。

“学期成绩通告表”,也就是今天的“学生成绩报告单”,告诉我们丰富而悠远的教育信息与密码,也让我们看到了苏州教育蓓蕾初绽的童年芬芳,看到了教育先贤们苦作勤耕的感人背影。

当时的学生计分和成绩统计,有一点很有趣,即竟然将学生的出勤情况与其成绩分数挂上了钩。学生如果缺课,将折算成分数,在总均分中扣除。其标准为:缺课二十小时,扣总平均一分!所幸的是,钟同学学业勤勉,一课不落,其缺课与扣分均统计为“零”。

笔者所藏之“清三件”,皆为九品,张张“有型”,件件有样。其上的“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”之大红校印,虽经百年,依然艳鲜,清晰可辨。

三件藏品的尺寸相同,皆为25公分高、35公分宽。除光绪年间的那张毕业证书为优质卡纸印制之外,其余两种皆为宣纸印刷,绵软可人。

此“清三件”之藏品爱物,为笔者在拙政园某店所得,时间当在本世纪初,即十年之前。三件藏品分三次购得,竟同为一人,真可谓“百年之巧,难得之遇”。而笔者收藏之后的某年,再次来到该店,店主竟告笔者,愿加价回购,说沪上一朋友一心想要。笔者当然笑而婉拒。

此十余年来,笔者的藏品所有,皆“只进不出”。笔者曾经戏言,这样的人多了,收藏品市场也就“难活了”。原因很简单,没有了流通,就没有了货源;没有了货源,当然也就没有了市场。有时想想,自己这样做,也的确有点“损人利己”。但怎么办呢?无解。

还有一事,在此必须一说。在收藏此“清三件”之后三年左右,笔者无意间上网,竟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,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官网上,输入“文物搜索”四字,竟然跳出了一张清末的毕业证书!而这张证书,笔者再熟悉不过:

 

年代:宣统二年

主人:钟盘生

毕业学校:江苏苏州府吴县官立高等小学堂

 

——笔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,当时看到此信息时的惊愕!脑中一片空白!

钟同学的毕业证书,何时“离家出走”,千里远行,栖身于著名的岳麓书院?!不得而知。

“不知主人何处家,百年物件无言语。”毕业证书中的“钟盘生”君,在姑苏史料中几无记载。唯有笔者珍藏的这三页薄纸,依然留存并散发着原主人的生命气息,让百年之后的我们陷入无限的遐想和人生的慨叹之中。

——什么叫“无常”?此即是无常;什么叫“冥冥”?此即是冥冥。

 

 

 

二、1950年“苏州市第一届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”的通知和出席证

 

上一次,笔者介绍了“苏州市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”的一本会议《记录手册》,那是苏州解放后半年多所发生的事情。而今天要介绍的,则是解放一年之后,发生的另一件事情,即“苏州市第一届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”。日期是1950年的625日。地点是今宫巷的基督教堂,当年的“乐群社”,这也是一所教会学校——乐群中学的所在地。前一次开了“学代会”,这一次开“教代会”。

此通知为油印件,因为年代过去了六七十年,字迹已显模糊。但字文和印章仍依稀可辨。细读此通知,有这样的几个信息值得读者君注意和玩味:

一是开会的会期。从6月27日到30日,要开整四天。每天八小时。够长的。大概因为是“第一届”,属于开创性和建构性的大会,要做的事多,参会的人杂,所以,时间就得多花一点,安排就要富余一些。

二呢,是参加者所领取的资料,包括了《代表证》、《报到证》和《议事规则草案及提案办法》等三种。读者君看到的这一条燕尾形红色胸带,即是当时所谓的代表证,上面清晰地印刷着“苏州市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出席证”的字样。下面还有编号。这种燕尾形状的“出席证”,别佩在胸前,又喜庆又美观,从主席台上往下看,“春色满园点点红”,很传统,也很别致。因为以绸布材质制成,便又增加了农业与家常的味道,比较起今天的塑料挂牌来,更具温馨和民族的特色。

三是该次会议的领导者,即“主先生”——是解放后,新苏州教育局的第二任局长马崇儒先生。“马局”是无锡人,少年时代即到上海做学徒,后来入党,领导过农民运动。其时也阶段性当过某小学校长。自认识赵朴初先生之后,他所接触和参加的活动,就进入到了当时社会的“高层”,开始与宋庆龄这样的名人有了往来。当然,做的事情自然也涉及到了更广的层面。

1948年,“马局”到苏州定居。解放后,即1949年4月起,先担任教育局的副局长,一年不到,即升任“一把手”,成了真正的“马局”,而且一干就是两年。据说,后来他还担任过苏州市卫生局、统战部的领导。1982年,离休后,“马局”离而不休,继续从事社会工作。苏州市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,就是他一手创建的,“马局”本人则亲任首届会长。

1988年,马崇儒先生在苏辞世,享年七十二岁。

这张“教代会通知”的拥有者,是一个叫做“包温祺”的人。“通知”上称之为“先生”。这个“先生”,其实就是现在“老师”的叫法。老师何许人也?上网一查,竟然有她老人家的消息,但遗憾的是,是一个“网上灵堂”!当年参加苏州首届“教代会”的老师,已于2008年离开人间,与世长辞!其子女在网上设立虚拟的祭奠空间,表达对慈母永远的思念和怀念!

在“网上灵堂”之中,有如下的介绍和话语:

 

爸爸:潘家桢(1921.8.30---2003.2.19

妈妈:包温祺(1922.11.212008.6.12

你们是一对幸福的老人,从年轻时自由恋爱、结婚,一直相伴到老。

你们是一对敬业的老人,支援祖国内地的教育事业,内迁到西安交大,一直工作到退休。

你们是一对成功的老人,既培养了自己的女儿,还成功地培养了外孙女。

你们是一对开明的老人,为了祖国的医学事业,成功地捐献了自己的遗体。

你们是一对长寿的老人,生命不仅有长度,而且有宽度,生命永恒。

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!!

 

——此文之下,是其子女的落款。

老师子女的这一段话,让我们读后颇为感伤,也为他们的孝敬之心所深深感动。有如此的子女,老师和丈夫当可地下瞑目。

从包老师子女的这段话语之中,我们也略知了其人生的简单信息:

老师出生于1922年,2008年去世时,已是八十六岁的高龄,可谓“仁者长寿”。不过,1950年,受邀参加苏州首届“教代会”时,她还是个28岁的年轻女教师。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,有资格参加这样一次具历史意义的教育大会,在当时,老师应该算得上是一位出色而优秀的教育工作者。不然,是不大可能有这样机会的。要知道,在当时的苏州教育界,有的是名角、高人和专家。

至于当时任教于苏州的哪所学校,又何时与丈夫同别苏城,背井离乡,远赴西北,而最后进入到西安交大任教,老师的这些经历和故事,大概就只有其子女知悉了。

这张单薄而朴素的“教代会通知”之后,原来延续着这样的一段人生故事。而此“通知”上的燕尾形绸制出席证,当也是老师在参加完会议之后,亲手粘贴在这张“通知”之上的。她是在想珍藏住这份难得的荣誉,更想珍藏住这段青春的回忆。

今天,老师已经走了,但她的学生还在,当年参加苏州首届“教代会”的通知和出席证还在。成语中有“睹物思亲”的词条,我们可以理解成“物在如人在”。同时,我们还可以想象出那次“教代会”盛大的开幕场景:

“现在,我宣布:苏州市第一届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——开幕!”

随着“马局”的高声宣布,宫巷一层那宏大宽敞的礼堂中,立刻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,似乎要把教堂中那些带着五彩的进口玻璃震落!

而会场中,就坐着一位胸佩燕尾形绸制出席证,年轻而美丽的女老师。她的名字叫做:

包温祺。

 

 

 

三、1952年苏州市图书馆的一张学生《读者保证书》

 

这张保证书的全名叫做《苏州市图书馆读者保证书》,笔者收藏它的原因,是因为这位小读者是一位学生,所在的学校是“金阊中心小学”。笔者一直以为,所有的东西一旦与生命挂上钩,就有了生动的意义;而一旦与孩子有了联系,便就产生了意思和趣味。

这张保证书的拥有者,是一位叫做“秦颖”的女生。1952年的时候,“秦同学”十二岁。母亲是一位医生,秦同学应该算是身出“书香门第”了。大概受了母亲和家庭的影响,秦同学才有了阅读的兴趣,去办了这张图书阅读证。

此物件叫做《读者保证书》,即你要到图书馆借书,不是随便什么人、随便什么时间都可以去办证借阅的,须先得有人担保——笔者与图书打交道数十年,此类事情,从未听闻。稀奇得很。

我们来细读有关内容。从有关填写的文字中,我们知道,给秦同学担保的,是一位叫做“华予真”的老师,与秦同学同校,可能就是她的任课老师。在表格内,还可以看出,当时的“金阊中心小学”已经有了电话,不过只有三位数:661。担保人的责任有三条,大致就是确保被担保人遵守借阅纪律,必须是个“好学生”;然后,愿意承担可能出现的图书损坏等赔偿费用;最后一条,如果逾期一月不还,担保人得全价赔偿图书——不管你书在书不在,过一月,就赔钱。

从这张已经泛黄,几成碎片的保证书中,我们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前,整个苏州的阅读环境和条件的大概状况。千言万语,归成一句话,就是:读书不易!

然而,天翻地覆,日月换新。大概老师和秦同学做梦也没有想到,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阅读环境和现状,仍然用得上当年的这四个字来概括,还是“读书不易”——但其解释和说明,却完全反了:

五六十年前的“读书不易”,是读不到书,读不起书,读书需人担保,要写《读者保证书》,方能像今天的银行贷款一样,可以借到一本图书。而今天的“读书不易”,则是没人读书,读者日渐减少——不是“想要读书不容易”,而是“请人读书不容易”!看看现在的书店和图书馆吧,书如海洋,卷如高楼,但读书者几人?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求知生态,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——窗下捧读,一书抢读,这样的美好时代已经结束了!

然而,书香捧读的乐趣,又怎能是手机短信和网上浏览所能代替得了的呢?苏州市的前任副市长朱永新先生曾经说过,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。读书使人明智,读书更是这个快餐时代的一帖保健良药,她能让我们慢下来,沉下去。在笔者看来,读点书,几乎就跟餐后打一套太极拳,哼几段昆曲一样,既能道德修身,又能文化养性,还能手脚健体——把那些酒席饭局中的时间省下来,花在读书上,这就是间接地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了。

秦同学的这张《读者保证书》,编号为“238”。上面还盖有当时苏州图书馆的大印。其他另有三处私人印章,足见当时苏州图书馆对此《读者保证书》的重视程度。盖了章,就等于揿了手印,你就跑不了了;而那些图书也就发挥出了最大的文化作用。

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”这是古人的理想和目标。在今天的社会和时代,有人可能觉得应该再加上几句:

“发万条微信,上万次网络,玩万次自拍。”

——人生苦短,诸位自便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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